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几乎都需要证或者是号才能买到，尤其是粮票，更是生活中少不了的证券。
六十年代在家乡居住的时候，我对粮票没什么概念，因为生产队收获的粮食，除了交公粮之外，其余都分给老百姓，田园里收获什么就吃什么。
1969年我从乡下来到城市，真正感受到粮票的重要性。比如一个人要调动单位或搬离居住地，不光是迁户口那么简单，还必须把“粮食关系”一起转来，这样你才能正常地享受生活。
从家乡来到城市，那年我上初中，由于学校离家太远，我只能住校，在学校食堂吃三顿饭。
因为每天只交一斤粮票，那时候的食堂三顿饭分别是：早饭二两（半个窝头、一勺稀饭外加一小撮咸菜）；中午四两（一个馍馍、一个窝头、一勺水煮白菜，有时候是两个窝头或两个馍馍，不过两个馍馍的时候很少）；晚饭四两（一勺片汤、一个窝头，没有菜）。
在食堂打饭的程序是：班长用桶把饭从食堂窗口打出来，我们把饭盒放在地上，班长一勺一勺往同学们的饭盒里盛菜。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我每天分到的几乎就是一勺菜汤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，我家分配了住房，搬到现在的位置——敦化坊铁路宿舍。这里好像一个独立王国，宿舍内应有尽有：澡堂、卫生院、菜站、供应站（后来改叫商店，只是宿舍的人还是习惯叫供应站）、粮店一样不少，居民不出宿舍，啥事都能解决。
1970年国庆期间，粮店门前卸下一大堆红薯。粮店门前的小黑板上写着：凭购粮本每人供应红薯五市斤。
那时候，红薯是顶粮食的。第二天早上天刚亮，我就和父亲推着自行车去买红薯。
到达现场后，发现别人比我们来得还要早。有一个维持秩序的居民为了避免粮店开门后发生混乱，给每个排队买红薯的人发了一个号，我幸运地领了个23号。
人们都在静静等待粮店开门。
8点整，粮店准时开门了。粮店的工作人员抬来一个办公桌，放在红薯堆旁，人们有次序地按照自己的号用购粮本登记买红薯。
我家共四口人，买到了20斤。红薯放在自行车上，我和父亲要回家了，父亲忽然说：“今天是月初，可以买这个月的供应粮了。你在这里排队，我回去拿面袋和粮票，我们今天把粮买了吧！”
说完话，父亲回家送红薯，我在粮店开票处窗口前排队。
因为每家的人数不一样，供应的品种也有差异，开票的时候粮本、粮票、钱都要算清楚，所以开票的速度特别慢。
等父亲送了红薯回来，我排队的前面还有四个人。父亲拿着粮本从我排队的地方把我换出来，我在旁边拿着一大堆面口袋在旁边静静地等着。等父亲算完账交了钱和粮票，我才又跑到称粮食的地方继续排队。
粮店的建筑是一排平房，隔开一间用作办公，也就是收钱的地方。办公区虽然和称粮食的地方有一堵墙隔开了，但是墙上还留有一个很大的窗口，一根铁丝从办公区伸展到粮食称重区。开票员把每家的供应数量、品种写在一张纸上，连同购粮本一起夹在铁丝上，售票员用手中的尺子推一下，“嗖”一声票夹子就飞向粮食称重区。
服务员们把明细账单从铁丝上取下来，夹在他们用三合板特制的夹板上，称完一种粮食就用铅笔把这样划掉，以免出错。
粮店的服务员们身着装白衣白帽，一天下来身上粘满了飞扬的面粉，又得面对这样繁琐的售粮环节，但是他们顾不了许多，尽职敬业地为每位顾客服务。
服务员喊了一声我父亲的名字，打断了我的沉思。粮本上写着父亲的名字，服务员喊我们进屋去称粮食，我和父亲走进屋里就开始忙活：整理面袋、准备拃口袋的绳子。
那年国庆节特别供应每人五斤议价粮（议价粮就是比平时的粮价贵一点），这五斤议价白面加上当月的供应，我家的白面有55斤。
那时候一整袋白面是五十斤重，服务员给我搬过来一整袋面，我把手中整理出来的面袋赶紧递给服务员一个，这样就不用再倒面袋了；剩下来的五斤面，用粮店特制的铁皮簸箕从面箱里称出，我急忙用口袋伸向柜台下的大漏斗，五斤面倒进面袋，再用绳子扎好，上半部分放高粮面。
手忙脚乱的我看见下一秤是小米，急忙找来专装米的袋子伸向大漏斗。服务员一只手提着大簸箕，一只手用铅笔去划帐单上的数字。
没等我把面袋对准大漏斗，他就倒下来了，三分之一的米倒在了地上。
父亲见状劈头盖脸把我一顿骂，我也不怪父亲，那时候粮食太珍贵了，倒在地上多可惜呀！
服务员一看出事故了，也赶紧道歉：“也怪我分心了没注意，别骂孩子了！”说着话，把我的面袋拿到秤上，把短了的米给补齐了。
父亲对着服务员一通感谢，小米口袋的上半部分又装了四斤豆子，如法炮制，拃好口的面袋像一个个的葫芦。
我家的供应粮称完了，我指着大米箱中的大米问父亲：“没有大米吗？”父亲说：“别想好事了，那是专供南方人的！”我追问了一句：“粮店的人怎么知道谁家是南方人呢？”父亲说：“那是人家在单位开出证明，写在购粮本上了。”“嗯”，我好像懂了。
那时候街上经常有换大米的，我家一次也没有换过，供应粮都不够吃，哪舍得换大米呀！
记得有一次父亲为了让我们吃一顿大米饭，用节省下来的粮票去胜利街饭店买熟大米，三两粮票八分钱一碗，买了四碗还搭售了一个玉米面窝头。
“走吧，回家了！”父亲喊了一声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
父亲把整袋的面粉放在自行车椅架上，绑成葫芦状的面口袋架在大梁上，推着自行车往家走。
路上我问父亲：“爸爸，放回家粮食后我能骑上自行车找同学玩去吗？”
父亲说：“今天恐怕不行，过几天单位搞技术培训，单位让我去广西柳州出差。咱家没有全国粮票，换粮票的介绍信都开了，我要去粮食局换全国通用粮票。”
“那好吧，您的事儿重要。”我不再想骑自行车的事了。
这一天排队买红薯、买粮食折腾下来使我感觉到粮票太重要了，没有粮票可真是寸步难行！